在“寺田屋事件”发生后，她沉着冷静地命令佣人们更换被破坏的榻榻米和纸门，洗清地上的血迹，其从容不迫的镇定模样给了人们极深的印象，堪称女中豪杰。
施展出一系列铁腕手段的岛津久光，彻底掌握了京都的治安权，整个京都处于萨摩藩的势力下。
随后，岛津久光向朝廷提出，必须再次派出朝廷敕使去往江户，彻底讲明朝廷的想法。并提出自己所说的条件，以此再次与江户方面交涉，阐明京都方面的领导权。
朝廷同意此案，派遣一个名为大原崇德的人物去江户。为了保护他，岛津久光亲率1000藩兵去往江户。
这般一来，幕府和以萨摩力量为背景的朝廷之间的冲突，在江户展开。
文久二年（1862）6月7日，大原崇德、岛津久光、以及萨摩藩的1000藩兵先后抵达江户。
在岛津久光的倡议下，大原崇德代表朝廷提出如下条件：
一，为商讨攘夷事宜，将军德川家茂必须来到京都，与朝廷一同讨论该问题。
二，设置五大老（萨摩藩的岛津氏、长州藩的毛利氏、土佐藩的山内氏、金泽藩的前田氏、宇和岛藩的伊达氏）。政事需要召开五大老会议进行决定。
三，改革幕府政治，推行攘夷。但不能依靠幕府阁僚进行，因此任命一桥庆喜为将军辅佐之职，任命福井藩的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一职。
【注·将军辅佐：将军年少之际，代替将军执行政务的职位。类似于“副将军”】
【注·政事总裁：为辅佐将军处理幕府内外政事而设置的职位，相当于大老】
关于第一条要求，自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去往京都之后，再也没有将军去京都拜见天皇，因此才让德川家茂到京都去。
关于第二条要求，提议设置的这五位大老全是实力强大的外样大名。岛津久光的本意就是提高萨摩藩的地位，削弱幕府的权威。
至于最后的第三条要求……萨摩藩一直属于“一桥派”的阵营，而岛津久光本人也是铁杆的“一桥派”人士。
所以他才极力要求将一桥庆喜升为将军辅佐，并把同为铁杆“一桥派”的松平春岳升为政事总裁。
前两条要求都好说，可唯独这第三条要求遭受“南纪派”的幕府阁僚们，以及大奥的女人们的极力反对。
一桥庆喜的生父是已故的前水户藩藩主：德川齐昭。
德川齐昭认为大奥的女人们实在是太铺张浪费了，所以他仍在世时，一直严厉要求大奥的女人们节俭节约，故而遭受大奥的女人们的集体厌恶。
“恨屋及乌”之下，大奥的女人们非常讨厌一桥庆喜。
岛津久光早就预想到幕府不会那么爽快地同意这三条要求，因此他才特地带来了1000藩兵和大炮。
经过漫长的商讨、扯皮，幕府最终妥协，特别是决定接受让一桥庆喜任将军辅佐一职。
由此，此前一直静默、蛰伏的一桥庆喜，开始登上政治舞台。
文久二年（1862）7月6日，一桥庆喜就任将军辅佐。7月9日，松平春岳就任政事总裁。
随着一桥庆喜的上台，“南纪派”和“一桥派”的对抗进入更加白热化的新阶段。
另一方面，“公武合体派”和“尊王攘夷派”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。
“航海远略策”破产后，安静了一段时间的长州藩，再度出招。
长州藩完全改变了此前的方针，从“公武合体派”转为完全遵照朝廷的意向，坚决进行攘夷的“尊王攘夷派”。主张大量重用激进的攘夷论者，废弃与诸国签订的所有条约，再次锁国。
为了再度掌握政治的主导权，长州的态度愈发蒙上了激进的色彩。
文久二年（1862）8月初，恰逢岛津久光提兵亲上江户，不在京都之时，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表现出强硬态势。
他迎合朝廷，提倡极端攘夷论，主张“长州支持朝廷”。
如此一来，之前看似被岛津久光驱逐或剿灭的志士，和那些隐藏起来的攘夷派下级武士和浪人们，都认为“迎来了一位英明的主人”。
于是他们聚集在京都，与长州的武士们建立联系，整个京都都充斥着尊王攘夷的呼声。
一个多月前以萨摩为中心、在公武合体论上达成一致的京都，转眼间发生了大逆转，以长州为中心的尊王攘夷论开始逐渐流传开来。
岛津久光于闰8月7日回到京都。
是时，以长州为中心的攘夷论者不断扩张，人们都支持这种主张。
此前被压抑的京都町状况突然发生180度的转变，岛津久光对此深感震惊。
然而再次压制当下的局面已经十分困难。
而且岛津久光认为幕府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所有条件，不久之后京都的局面就会转好，因此也就暂且不管京都的情况了。
闰8月23日，他离开京都返回萨摩——之后的事态变化证明了他此时的想法错得有多离谱。
备受“一桥派”推崇的一桥庆喜和松平春岳，还是有点本事的。
他们在分别就任将军辅佐和政事总裁之后，以雷厉风行的速度主导、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。
一，为了凸显朝廷的威严，废弃了过去将和宫称为“将军御台所”的规定，而直接称其为“和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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