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情形下，大约是这么个套路：
“老子斩头沥血，出生入死，千辛万苦，将江宁从长毛手中拿了回来——不是老子，你们还不晓得在哪里做孤魂野鬼呢！你们的好日子，是老子拿命换回来的！怎么，只不过是借几两银子，就推三阻四了？他娘的，江宁人都是这么忘恩负义的吗？”
然后，一边操着湖南的“乡骂”：“嬲你妈妈别！”一边用带鞘的腰刀，“啪啪”拍打着桌面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基本上没有人敢不掏钱的了。
再往后，连骂人都懒得骂了，一旦所求未餍，便往内宅闯去：“没钱？老子不信！必定是藏在你老婆裤裆里头了！要不然就是你女儿的裤裆！总不成是你老娘的裤裆？大爷我受累，自个儿去掏摸掏摸！老马屁！”
真有拦不住，给他一路闯到后罩楼的，主人急了，家丁仆人，喝骂着拎着棍棒围了上来，他便“嘿嘿”一笑，拍拍自己的顶子，低下头，伸过去，“来，你个哈崽，照大爷这里砸！”
看着他的起花珊瑚暗红顶子，哪个敢真的砸了下去？
折腾一轮，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，破财免灾。
告到官里，只要没伤人，不论江宁府还是江宁藩司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从来没有认真管过——也实在是管不来。
但终于开始见血了。
有一次，“借钱”的一边儿嚷嚷着“大爷我自个儿去掏摸掏摸，也不晓是不是滑不溜手”，一边儿往内宅闯去，他是个青金石的暗蓝顶子，没能唬住主人，双方终于动起手来，暗蓝顶子吃了亏，不多时，便领了一大帮子散兵游勇，回转了来，将这户人家砸了个稀巴烂，主人家的小儿子出力拦阻，被打的很惨，头上破了个大洞，几乎性命不保。
状子递进江宁府，这一回，没法子再当看不见了，江宁知府请示过江宁藩司，江宁藩司再和江宁将军通了气儿，由江宁府出面，将那个暗蓝顶子拘了来，“枷号三日”，同时，准备行文扬州的江督和北京的兵部，革掉他的四品游击衔。
孰料刚刚将暗蓝顶子推出江宁府衙大门，还没有带到墙根儿呢，那帮子散兵游勇，便呼啸而至，当着江宁府衙役的面儿，打烂枷锁，将暗蓝顶子抢了去，呼啸而去。
一众衙役，目瞪口呆，却什么法子也没有。
报到上宪，江宁藩司、江宁将军都被吓到了，生怕激出更大的变故来，都不敢再做进一步的追究，指示江宁府，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；另外，原先准备行达江督和兵部、革除暗蓝顶子衔级的公文，也按下来了。
于是，散兵游勇们的气焰，愈加的嚣张了。
除了“借钱”，调戏、猥亵妇女的情形，也开始出现了。
江宁城还算好，江宁府属的溧水县、江浦县、六合县，都先后出现了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事情，虽然劫匪没有戴“大帽子”，可也没有蒙面，不少人都认了出来，所谓劫匪，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。
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，不论从哪方面考量，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，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，必定要穷究根治，只是，怎么个“穷究根治”法儿呢？
照曾国藩说的，“抓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典型”？
曾国藩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未必是口不对心，可是，真的可以这么做吗？
可以自然是可以的，只要杀的人足够多，散兵游勇的气焰，终究是压得下去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、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，“激出更大的变故来”，但是，要说湘军余部，真会走去扯旗放炮，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毕竟，目下的中国，已不比原时空，掌握压倒性武力的，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。
问题是——
赵景贤不晓得，曾国藩也不晓得，关卓凡却是晓得的，原时空，有一个“刺马案”在那里摆着。
留意一下时间线：
原时空，同治三年，即一八六四年，湘军克复江宁；同治七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；未足两年，同治九年，即一八七零年，马新贻遇刺。
本时空，由于关卓凡的介入，同治二年，即一八六三年，湘军克复江宁，较原时空，提前了整整一年；洪绪元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，距江宁克复，将近五年，这个时间点，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，即一八六九年——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。
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，就是“抓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典型”。然而，他得到的，是透胸一刀；而且，含恨长逝之后，刺马的幕后主使，逍遥法外，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。
有人认为，“刺马案”的幕后主使，就是曾国藩本人，关卓凡以为，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，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，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。
但是，“刺马案”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；这个幕后主使，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——这两点，却概无异议。
凶手张文祥，刺马之前，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，便不存在任何私怨，因此，一定是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——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——就是说，一定是受人指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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