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德帝道：“难与易，是朕要考虑的问题，你只便说，依你的看法，会怎样去做？”
贾珣隐隐感觉到一种和皇帝的疏离感，随即又自嘲，谁又能亲近皇帝呢？
只整理了一番心中想法后，述说道：“佃农和地主的联系，在于农民必须在土地上耕作，才能生活下去，而拆散这一联系的方法，便是为农民另谋出路，城市中的手工艺者，小摊贩之类，大多都是失地农民，但这些地方不能容纳太多的人，唯有大工厂可以，大工厂接到海外的订单，需要人手，但天津港之乱，无疑会极大的压抑住这种分离趋势，再度让佃农和地主结合得紧密。”
“一旦这种方式行不通，臣的确还有一个办法，或可解此困局，不敢不以闻，但这个办法，恐怕会招致非议，唯陛下裁度。”
“讲！”
“大基建！”
“更详细点。”
贾珣斟酌了一番，道：“田税改革强制推行，地主涨租，裹挟佃农以对抗朝廷，然而佃农所以为其裹挟，在于别无生计，若朝廷力主推行基础建设，铺路修桥，建设驿站货仓、粮仓，以促天下转输，使得民有所往依，而工商得其利，兵马速，亦足以平地方之贼乱，纵然有执迷不悟之民，欲抗朝廷大势，也如蜉蝣撼树，无能为也！”
乾德帝颇壮其言，沉思良久，疑道：“秦筑长城而天下乱，隋修运河而反王起，此皆万世之大利，而国朝之大祸，卿试为朕言之。”
贾珣道：“秦之亡，因果甚多，前人多有论说，臣以为，秦人尚不为秦守，知其亡之必也，非长城之故，隋之乱，在上不恤下，战死转戍之人不可胜计，年号大业，欲成一人之大业，累累天下白骨，知其败之必也，非运河之故。”
“民所以为乱，其源大约有二，其一过劳，其二无生计，天津港之乱，是其一也，难民之乱，是其二也，臣所言之大基建，欲民之有生计，可却其二，善待之，与之休息，可却其一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，与民生息而已，安其生计，省其劳苦，则天下无反民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左绍青问：“若各地皆不出粮，如何养活这批做基建的工人？”
贾珣回道：“其一，田税改革成功后，税收必定大涨，这粮食不用在这里，又往哪里调呢？其二，路桥修好之后，便是新路，可以对通行之商贾收取一定数额的过路费，以偿还基建的花费。”
左绍青质疑道：“这岂不是变相收税，于商税的改革相矛盾，恐怕不利于团结。”
贾珣道：“这并不强制，若不愿出这个钱，大可以走老路，也便按照原来的税缴纳便是了，左大人也不会把自家的车，送给别人随便用吧。”
乾德帝道：“修路也要花银子的，为了改税，免除了徭役，让农民修路，也要给银子，朝廷拿不出这么多钱。”
贾珣道：“臣没法变出银子来，无非还是发债。”
乾德帝问：“印钞不行吗？”
“宝钞信用太低了，撑不住这样大的工程。”
乾德帝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你运作了两次债务转股份的操作，为什么不直接发股？”
贾珣道：“其实很简单，发债要还，而发股不用还，目前臣发过两次债，第一次是以个人的名义发的，对方相信我还得上，于是就借我钱，第二次是以辽东军的名义发的，其实是一场赌博，利率很高，但是有史侯领头，众人跟投，因此战胜之后，很快便债转股了。”
“但这次不同！”
乾德帝问：“怎么不同？”
贾珣道：“路、桥乃国计民生之大事，若为私人所有，上则抗朝廷，下则虐细民，若朝廷不遵旧约而强夺之，则信用大损，再难以此筹措资金，沦为宝钞之流，为民所弃。”
乾德帝问：“若是发债，万一还不上呢？”
“失信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若是不能还，以后便不能再用了。”
在贾珣回答乾德帝疑问的时候，左绍青也在思考这一对策实行的可能性，越是去想，越觉得可怕，朝堂上争论良久的话题，居然被这小子轻描淡写的就说出了解决办法。
归根结底，是利用了大基建作为润滑剂，为工商贸易派和庄园派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战场，也给了皇帝操作的空间。
虽然这办法是否可行，成效如何还待验证，但很明显，乾德帝被说动了，目前最后的问题，只在于用何种办法筹措款项了。
最终，乾德帝仍没有做出决定，只让两人皆退下。
左绍青被派往天津港，调查案件详情不提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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