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伦丁看着一车车的大鼠运进华锐实验室，脸上阴晴不定。
动物实验，对于一种新药开发来说，称得上是极大的进步了。
绝大多数的新药，通过靶点筛选以后，在合成阶段就要失败了，比如辅酶Q10这样的产品，如果不是从动物组织中直接提取得到了，又是以保健品的高价进入市场，根本没有商业化的可能。
这也是辅酶Q10的功效不够显著，如果真能治疗心脏疾病，而非小小的辅助作用，各国的制药公司早就拿出以亿计的美元，去尝试合成它了。
有机分子的合成虽难，但也不过就是一道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罢了。
当然，有些博士无论如何都完不成毕业论文，以至于五年六年都不能毕业的，也是有的。
不管怎么说，进入动物实验，就意味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已被合成出来，若是现在出售的话，已经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了。
范伦丁想到杨锐可能获得的奖金，或者是杨锐丧失的奖金，又是一阵精神恍惚。
“这个中国人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！”范伦丁心想，如果自己有能力一年合成30多种化合物，早就年薪百万了吧，怎么想也不愿意窝在一所第三世界的大学里。
杨锐根本是用两个月都不到的时间，就合成了这么多的化合物，哪怕有理论研究——这是更让范伦丁牙酸的地方，杨锐是什么时候做的理论研究呢?范伦丁现在已经知道，杨锐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，陆续完成了辅酶Q10的半合成，钾离子通道的研究和PCR的发明，接着还写了一本基因组学的书……
范伦丁完全想不到，杨锐做理论研究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。
虽然有很多学者都有著名的高产期，比如著名的奇迹年，这个拉丁单词用来称呼牛顿的1666年，当年的牛顿为了躲避瘟疫离开了剑桥回到故乡，而在这一年中，准确的说，是从1665年到1667年中，牛顿构建了微积分，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，完成了可见光分解成单色光的实验，等于重塑了数学、力学和光学三个领域。
英语的奇迹年属于爱因斯坦的1905，这一年，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，连续发表两篇论文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》和《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质量有关吗》，同年，另外三篇重量级论文又将布朗运动和量子论带入新的境界，其中任何一项，都是诺贝尔奖级的。
与牛顿的奇迹年，以及爱因斯坦的奇迹年相比，杨锐的1983年，或者1983年到1984年无足称道，PCR虽强，毕竟强不到微积分或者量子论的水平，万有引力和狭义相对论更是不朽著作，越过PCR不止一个数量级。
然而，这些东西对范伦丁来说，也都超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。
与范伦丁站在一起，看着运老鼠的汽车进进出出的还有弗兰奇和阿诺德。
两人听到范伦丁的话，是对视一笑，心想，杨锐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弗兰奇的屁股早就歪了，懒得多说，阿诺德觉得范伦丁还有利用价值，安慰道：“不管杨锐怎么想的，我们达到了目的就行。”
范伦丁苦笑：“我以为做20种活性物质，就能拖垮华锐实验了……”
一家小型生物公司，若是三年能做出20种后备的靶向活性物质，那都是运气好了。
而时间，对一家生物公司来说，也是非常大的成本，其中还隐含着成功率的问题，简单的说，3年做出来的成果，其成本基本肯定是一年做出来的成果的三倍以上。
如果杨锐用三年时间做20种活性物质出来，期间消耗的材料和人力，自然是每天做实验做三年所需要的。
但是，他现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做出了20种活性物质，满打满算，也花不了多少材料，又怎么算得上达成目标。
阿诺德原本更希望杨锐因为不断提高的科研预算，而将辅酶Q10的催化剂配方卖出来，结果正好相反，杨锐完全可以调低科研预算，让他的计划近乎破产。
阿诺德抹了一把脸，道：“他们现在要同时对30多种化合物做动物实验，也会将即时成本提高，你先盯着他们，看结果再决定怎么做，不要灰心。”
“葛瑞丝加入了华锐实验室，他们做动物实验，出成绩的可能性很高。”范伦丁打起了退堂鼓。
“你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加强指导，比如说，尽量提高他们的标准，动物实验也是很烧钱的，结果只会更快见分晓。”阿诺德不断的给范伦丁打气。
弗兰奇顺口道：“杨锐是制药领域的雏儿，但也不是你说什么就听什么的，提高标准不要太离谱，免得他把你退回来。”
范伦丁默默点头，道：“用不着特别提高，我直接翻译FDA的要求给他，这样的团队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过关的。”
FDA在业内一直受到标准过于严苛的评价，同样的药品，在欧洲能够上市，往往在美国就不能上市。
到21世纪，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，已经严重到欧洲比美国患者多了200多种新药，以至于将欧洲的好药带回美国，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。
谁如果能够买下一种欧洲药物的美国经营权，继而将之通过FDA的动物实验和三期临床试验，往往就意味着数亿美元的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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