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到核心了。
弗兰奇打点起精神，先问道：“您愿意出资吗？”
“出资如何，不出资如何？”
“如果出资，你就可以在收购的公司中拥有相应比例的股份，另外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高您参与研究的项目的股份比例。”
这就是合伙做生意了，如果捷利康收购的公司有前途，或者收购的公司在接下来的项目研究中成果斐然，杨锐自然能小赚一笔，但要是没前途的话，免不了要亏回去。
杨锐分红得到了400万美元，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支撑目前的实验室，还算是轻松，但用于国际收购，实在是沧海一粟。
80年代正是生物制品公司迅猛发展的阶段，大部分公司的估值都相当高，两千万乃至五千万美元的小公司比比皆是，一家有20名研究员做出点成绩的美国生物公司，动辄要价上亿。
辅酶Q10在生物制品中算偏门产业。日本国内是将辅酶Q10列入了药品，但美国和英国仍然是膳食补充剂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保健药。这样的公司的技术价格是相对较低的，但少说也得几百万美元，再算上公司的其他价值，杨锐拿出200万美元，至多也就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股份。
当然，以捷利康的秉性，找一家并购公司，花几亿买一家公司回来，再把自己想要的拆出来，不想要的卖掉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这种游戏，光是会计账就能看的人头疼。
杨锐摇摇头，道：“就以不出资的部分来说吧。”
“捷利康可以拿50万美元赞助，但你要保证与新公司畅通交流，且成果属于捷利康。”弗兰奇提出新方案，这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们经常能够拿到的合同，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，他们需要的就是名声和成果，成果本身带来的经济利益，大家并不在乎。
想赚钱的研究员，要么直接加入大公司，要么在获取了声望和名气以后，再加入大公司，甚至直接创业。
有公司愿意赞助研究，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者来说，都是非常幸运的事。毕竟，研究成功了才有成果这回事，如果没成功的话，钱是打了水漂的，很多时候，研究往往会处于成功与不成功之间——研究者照样可以根据实验写论文，博名声，不成功的实验也是花了钱的，同样也是有价值的。而投资人自然是血本无归。
杨锐也是因为与捷利康有了两次成功的合作，并且在华锐实验室中表现出了卓越的研究能力，才会得到这样的纯粹的赞助合同。
换在美国或者英国本土的大学里，这样一份合同也能引来几双羡慕的眼神。
对纯粹的研究者来说，被大公司赞助研究是最完美的，毕竟，就算是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下一个项目是成功的。
更准确的说，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数都是骗经费的好手，他们言之凿凿的完美项目，才是最坑钱的。有些时候，他们甚至会给自己想做的基础性研究批一张外皮，然后拿去淘换赞助，最终即使做出了东西，赞助公司也不能拿去套现。
如果不能确定成功的话，杨锐倒是愿意接受纯粹的赞助，反正钱是给到自己手里的，用这笔钱买的设备等等，也不用还回去。如果是审查不太严格的基金，比如2010年以前的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，拿钱去买辆车开都没问题。就是管理相对严格的基金，长期租赁一辆奔驰宝马什么的也说得过去。
然而，杨锐真正的优势，正在于确定能够成功。尽管他脑海中的论文不能用于工厂化的生产，但只要有了研究思路，配合一些工艺流程之类的论文，重复各个生产环节的难度并不大，至少比收购一个公司再从头研究小的多。
如果捷利康选择的是化学合成法的话，难度更是千差万别。
于是，就在杨锐长久的思考，以至于弗兰奇以为他要答应下来的时候，杨锐开口道：“我还是愿意作为一个……独立承包商。”
这是个有点美式的词汇，弗兰奇立刻理解了过来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不想和其他的团队合作吗？”
“我有自己的团队，而且很优秀。”杨锐自信的微笑。
“两支团队同时做这个项目，我们可以接受，你想获得股份分成？”在医药公司，同时由两支甚至四支团队做同一个项目是很常见的，因为再聪明的管理者，也难以确定哪一条路线是正确的，就像是辅酶Q10的研发可以有化学合成法和微生物培养法，而化学合成法和微生物培养法里面，还会有多重路线，研究者会选择最有机会和最擅长的路线研发推进，但哪一条最终能达到目的，谁也说不上。
所以，多支团队共做一个项目，就像是风险投资同时投资多家公司一样，很花钱，但是增加了成功率，而只要一支路线成功了，就可以收回所有成本。
另一方面，多支团队也不是单纯的多花钱，他们总是会研究出一些东西，只要申请了专利，这些东西即使不能立刻套现，指不定哪天还是能收到钱。比如伟哥原本是用来做心脏药的，效果一般，结果用来抗ED，反而变成了年销超10亿的“重磅炸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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